“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同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国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建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然而，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
闵鹗元以官方的常用习语所表达的，正是因那些无根无基的人们不受控制的流动而产生的焦虑。在一般民众中，是否也存在着相似的焦虑？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极可能是通过与妖术恐惧有关的种种习语而表达出来的。在一般民众中，可能正发生着这样的情况：也许，因为有更多四处流动的陌生人出没于自己的社区，人们对他们的恐惧才不断增加；也许，不管四处流动的人数有多少，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始终在发生变化；也许，两种情况都存在，即便没有这一类的社会变化，如同我在第五章中将要解释的，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本来就是根深蒂固的。
那些被清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板也开始破裂了。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
弘历面对谋叛
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
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
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
八旗精英
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
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
源于南方的罪恶
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煽惑”。
蔡廷章初识魂魄之力
这是中国妖术的一个基本特点：妖术的力量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学到手的技巧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毫无疑问，礼法的首要使命既是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是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
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利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这就表明，大概正是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这一点（不管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假冒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
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确实，如同《大清律例》的编注者所注意到的，正是这种场合会导致“凡人即起趋避之念”。
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而这两者在皇帝的言论中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思考1768年的大恐慌时必须记住，对于弘历大肆反妖术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便了事的。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
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
关于可以将已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这是同人死后的礼仪活动以及从病中痊愈康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妖术预防法
尽管这些焦虑集中在建房妖术上，但反映的却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破坏伤害的。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皇帝所担心的是，“不法之徒”会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之事。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被归入为官方所认可的各类臣民的范畴，而官员们正是靠着这些范畴的存在而自信整个社会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的。 注: 实际上就是边缘人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我们对中国妖术所作的探讨揭示了两种互有联系的产生恐惧的机制，两者都涉及到了灵魂——躯体联系脆弱性的问题。普通人害怕的是自己的魂会失去。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联接是脆弱的，这意味着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是可以将它们分开的。做梦、生病，当然还有恶毒的法术，都对灵魂——躯体联接纽带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皇家的恐惧则不仅同个体也同群体有关。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通过皇家不断从事的礼仪活动而反复得到验证；同时，君权神授本身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如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其它征兆时才可以看到的宇宙力量），或由于巴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
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皇家的祭祀官员们对于除了自己以外其它任何同神灵世界的联系都采取嘲弄态度，这种做法其实证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
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
反正弘历相信，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官员们畏难裹足：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优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属下则会危及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
救世的追求
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
两心相悦的奸情
至于在这样一场凶猛全面的清剿中如何才能避免伤及无辜，弘历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各省官员去伤脑筋了。
一个顽固的债主
比如在河南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假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人夺去。子骗其父，夫赫其妻者；更有顽生逃学，自行割辫捏称被割致病，以冀不至书馆者，情事百出。”
一个愚蠢的错误
富尼汉后来解释说，孔知县其实是遭到了他的衙役的蒙骗。那些衙役受命去寻找通杲所供的剪辫受害者，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向孔知县报告结果，而据通杲所供，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住在几百里远的外县。衙役们怕误了五天的期限受罚，就撒谎说他们找到了受害者，这样就坐实了通杲的原供。①
说服弘历
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甚至在热情的皇上看来，冤狱的肆虐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到了10月5日，弧历在一份经由机密渠道发给各省督抚的不寻常的上谕中推论说，整个叫魂案很可能是由阴谋家们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防患于未然，在注意不要伤及无辜的同时将所有嫌犯一同打尽。对于那些倍受压力的各省官僚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而无法实现的指示。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
结果，那些受审的案子“不无刑求者”（这句话是弘历用朱笔加上去的——虽然他在清剿的初期就知道这种情况，但他显然为这种情况所困扰）。
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于政体殊为未协”。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很明显，“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卫塞责于后”，除了派出差役“滋扰闾阎”外一无所获，导致首恶正犯漏网。这一切，“与政体殊未允协”。弘历不得不自食其果：“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这就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说法。
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溢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
与官僚机器算总帐
迄今为止，朝廷并未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
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终结
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一个说到了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
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妖术所扮演的是某种我称之为“政治罪”的角色。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
妖术危机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对中华帝国后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学术研究传统：一种着眼于行政官僚制的结构、人事和价值，另一种则注重于帝国的机制，特别是帝国通讯制度的发展。
们仍然倾向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消长排斥的：其中一种权力的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的萎缩削弱。
他的“官僚制”只能专用于“现代”型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属于“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一类的。
按照罗森伯格的定义，“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他称弗列德里克·威廉一世为“一个王家恶霸”）、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
如果在这个制度中有纯粹的“专制”成分，它便会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
“官僚君主制”听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就其是官僚制而言，它给霸主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就其是君主制而言，它又如何才能使个人的专制权力与普遍规则的体系共存？在这里，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并都对已经形式化的行政程序抱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结果，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
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①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要做到对官僚的控制，其精髓在于对犯罪和行政失误作出区分
三年考绩
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中，表现卓异都是有风险的。同样，告密者和惹麻烦的人也不为人欣赏。过分热情的官员比规行矩步者更容易犯规。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
庇护对抗纪律
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一个巡抚一旦为某官员举荐了一个职位，要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就会很尴尬。因此，举荐就倾向于一以贯之：没有一个巡抚愿意轻易改变对所举荐的属下的意见，除非该属下的表现好得或坏得出格以致使他别无选择。
揣摩上司的意图
另一个窒息人事考评的制度性问题是所谓的“迎合”，即通过修饰自己的评语来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图并讨好上司。结果，这使得官员们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自己的考评标准加以修饰，从而对日常的考评制度造成了可笑的扭曲。
弹劾的障碍
与任何责任制度一样，人事考评过程中有一个自我否定机制，却没有人懂得如何运用它。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
一个官员的名义俸禄只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廉。
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省级官僚间垂直网络在其中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自我约束。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弘历指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做治。”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
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到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
显然没有人对官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使考评过程更为制度化和精确化，但弘历对之不感兴趣。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
宫中陛见制度
在这样的场合，人君借助的是自己的眼光而不是那些固定呆板的考语。关于这一程序，我们所能看到的证据包括帝王本人对受觐官员的简短评语，以及受觐官员的引见单或履历单。
弘历当然是根据面对面的印象做出判断的，因而或许会受到偏见（如他对江南士人的特别猜疑）或先人之见（许多人以前就觐见过他)的影响。但他所判断的是品格而非职务表现（他尽自己所能这么做——值得肯定的是他经常用“似”字来缓和语气）。
在品格褒语中最上等的是“有出息”（这在今天的汉语口语中很常用），我一般把它译成“有才干”（has gumption），
礼仪行为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
文书中的这种礼仪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而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如同我们刚刚在谢恩表中所看到的那样，强化的动力则是互惠。那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官员们并非君主的工具。君主可以训斥他们，嘲弄他们或处罚他们，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他犯错的儿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卑猥，因为他们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机器或蠢笨的动物。他们不像那些低级胥吏，既不是规章的傀儡也不是为日常程序所牵动的机械。
君主要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超越常规程序。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个人关系同时在礼仪和事件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某些事件——特别是我先前界定过的“政治罪”——是最有效的媒介物，使得那把中国官僚君主制的最上层捆绑在一起的个人纪律得以滋生成长。这是那种弘历可以利用的机会，以防止他的高级官员们偏离他个人的控制而滑入常规节奏和裙带关系。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官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去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
通过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所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如保甲制）。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
当我们解读由“事件”而产生的文件时(不管这文件是关于税收的常规公文还是关于叛乱的紧急奏报），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作关于外在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为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
一般来说，是“事件”给了官员以机会去弹劾他人，也是“事件”使官员得以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赞助。“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
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
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但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但这样做时，他仍意图一箭双雕。巡抚富尼汉关于叫魂案犯供词并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说法误导了他，所以富尼汉必须降级并受罚。但是，其他官员没有积极参与对叫魂案的清剿，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这种失职则导致了妖术在全国的蔓延。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的失职，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君主：真实和幻影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他因此对其军队的表现深为不满的当口，这大概并不是偶然的。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弘历并未蓄意这么做，但可能是在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的引导下，他依赖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非如此便不能达到的目标，即君主对于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控制。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注: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弘历动用国家权力对他们大张挞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再次强化了社会对于背弃儒家秩序、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部分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7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利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 注: 比烂，大家一起死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
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